读《李光耀观天下》

事例： 乌坎事件 。

奥巴马总统的国务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时，透露这一新战略背后的思维：

“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战略上，无论是通过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应对朝鲜的扩散问题，还是确保该区域主要国家的军事活动的透明度，维持整个亚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对全球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中美对太平洋的支配地位相互角力，实力难比拟它们的亚洲国家只能作出相应调整。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

强者做自己想做的事，弱者听任命运摆布。

与一些欧元区国家相比，美国的债务和赤字问题看起来相对轻微。它的处境之所以比较好，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这意味着美国享有比其他国家低许多的借贷成本。但由于消费方向错误，情况已不容它自满。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问题：

1. 全国性基础设施需要提升；
2. 阶级鸿沟越来越大；
3. 种族歧视的根深蒂固；
4. 以及过分依赖金钱；

李光耀举例美国出兵阿富汗，除掉萨达姆等事件，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针剖析的深刻。两个字——自大。相反，中国则是更明智。

中国人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

欧元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财政尚未整合，就不可能实行货币一体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同时有德国与希腊这种消费和节俭习惯如此迥异的国家。这样的不协调最终将破坏整个制度。因此，欧元注定会困难重重，灭亡早已存于其基因。欧元过去几年的问题，不应被看作是因为一两个国家的政府做不到量入为出，或者是其他国家未能提醒它们入不敷出的危险。也就是说，欧元的困境并非只要是几个相关国家在实行过程中，作出了不同的且更负责任的决定，就可以避免的一起历史事件。相反的，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在等待着某个时机发生。

这段对欧元问题分析，从历史角度切入，十分深刻。一言以蔽之： 李光耀看穿了欧洲一体化的核心障碍：欧洲各国无法放下各自几百上千年的民族国家历史、主权尊严与文化惯性，去真正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合众国”。

李光耀在这里极其精准地指出了欧元区在制度设计上的非理性。在传统的经济学逻辑中，货币政策（印钱、加息/降息）与财政政策（收税、花钱、借债）必须是捆绑在一起的。 然而，欧盟的设计却是一个异类： 它收走了各国的货币主权（统一用欧元，由欧洲央行控制），却把财政主权留给了各国政府。 这就导致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福利国家可以为了选票大肆举债、挥霍无度，而一旦发生债务危机，由于没有本币贬值的手段来稀释债务，最终只能让整个欧元区为其买单。这种“风险共担，但权利分散”的体制，注定了它在面对危机时极度脆弱。

所例举德国、希腊两个不同国家迥异的消费习惯——隐喻欧洲内部两种完全无法兼容的经济文明形态。

就在欧洲试图理清单一货币的相关问题之际，这个大陆也不得不关注它相对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福利社会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法律。这些政策在当初构思时看似好主意，接着在二战后于整个欧洲陆续出台，但是在过去几十年，这些政策已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尤其是随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一一抬头。欧洲人如果想避免持续懒散，并恢复曾经闻名一时的活力和勤奋，就必须展开大刀阔斧并伴有痛苦的改革，简化其复杂的福利制度，放宽公司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法规。

日本最严峻的挑战是 人口问题 —— 它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生育率也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人民的命运。人口萎缩意味着国家的力量正在减弱。

说“让我们重归统一”是一回事，要说“我们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接济你们，直到你们也和我们拥有同样的生活水平”，则又是另一回事。

韩国所需要克服社会内的一些障碍：

1. 留意人口的总体趋势
2. ，韩国人若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拥有较大的共识，而不是比其他社会更常陷入内部纷争

中国是经过自然发展逐渐形成单一国民的。它不是一个由外人打造的国家。中国有九成人口是汉族人，而全国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中国有着印度所缺乏的某种凝聚力。印度境内使用的民族语言超过400种，而在英国统治者还没到印度建造铁路将其统一之前，印度人是由不同王公、苏丹或纳瓦布（地方行政长官）管治的多个族群。

种姓制度使印度的情况更为复杂，这是阻碍其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举例：婚姻更是讲究门当户对。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种姓制度限制了各阶级基因库的多样性。

为什么说分道扬镳？

有这么一个历史缘故：

英国人在离开时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留下大致相同的遗产，两国在后殖民时期的发展水平也旗鼓相当。但是，这两个国家在1965年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却迥然不同。马来西亚选择成为一个以说马来语为主的国家，而新加坡则选择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建立了多元种族的社会。随着马来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一个说马来语的马来西亚将成为更根深蒂固的概念。

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的近两年时间里，我领导其他人组织联盟争取建立一个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竭力克服种族问题。然而，此举遭遇强烈的反对，有时更引发暴力抗议。这最终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政策让它处于劣势。这么做是自行缩小国家的人才库，不利于打造一个擅用各族所长的社会。他们为了维持一个族群的主导地位，甘愿牺牲人才。

新加坡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只要我们拥有一支能够阻吓侵略者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就不会有人来干涉我们。

苏哈托时代结束后，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政治最显著的发展却是令人惊讶的平淡无奇。这其中没有喧闹的街头示威者呼吁国家大刀阔斧地改革，也没有政府大胆推行转变国家经济的计划。你无法将它拍成好莱坞大片。但我深信历史学家在多年后回顾这个时期，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我所说的发展是指 区域化、地方化的发展，也就是中央权力的分散 。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这得取决于行动党如何因应大环境的改变，选民又会怎么作抉择。万事难料，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我们如果对自己说：“没关系，就甘于当一个普通的城市吧，为什么非得要处处比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将失去光芒，沦为一颗黯淡的小红点。如果新加坡真的走上这条路，我会为它感到十分惋惜。

这段话中，重要的是思考—— 接下来要怎么做？ 是平庸，还是选择光芒？

为什么说走向两党制，将注定平庸？

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

新加坡也有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对应这样的问题，会有移民政策。但是移民政策面对三重局限：

1. 首先，引进外来移民的步伐不应超出政治上所能承受的水平，否则会引起民间反感，结果得不偿失。
2. 其次，就算国人最终愿意包容更多外来移民，社会对容纳外来移民总还得有个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本地原有的文化和精神面貌就会显著地受外来因素所影响，而这正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3. 最后一点是，实践经验证实，这些新移民并不会显著地提高我们的生育率，因为他们也和新加坡人一样不愿意多生育。

正因为新加坡十分依赖这些环球联系，致使我们对世界其他角落的任何风吹草动，或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事愈发敏感和显得脆弱。为了避免依附于任何一股单一的外在势力，我们只有尽可能地多边押注、分散风险。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困扰着中东地区的最大问题，它形同一个除不去的疮，不断在流脓。要终止冲突，非得达成“以巴两国”协议不可：一边是以色列国，一边是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国也必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唯有让巴勒斯坦人感受到他们也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里取得成功，他们才会为了各自的既得利益，力求为这片长久动乱的土地捍卫和平。